专家称防止中美滑向对抗是我国面临最大挑战,难以逃避衰落的悲剧

  美国重拾地缘政治遗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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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反航母武器示意图

  刘中民

  原题:中国崛起进入更严峻磨合期

  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呈现出地缘政治急剧动荡的发展态势,并突出表现为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持续紧张,当前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均与此密切相关。

  警惕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滑落

  在欧洲,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加剧导致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持续紧张,并被视为“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爆发的突出标志;在中东,以“代理人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不断加剧;在亚太,朝鲜半岛、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呈群体性紧张的态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地缘板块同时紧张,固然与这些地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其地缘政治紧张均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种种事态显示,中国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增高,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渡过了崛起起飞阶段,进入到崛起磨合阶段。对成长中的中国来说,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困境,而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必然要跨越的门槛。此种局面才刚刚开始。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在国际安全上将面临复杂困境和更多挑战。

  在欧洲地区,多年来美国在军事上推行北约东扩,在政治上大搞“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最大受害者是俄罗斯和欧洲,美国则可以坐收阻遏俄崛起步伐和削弱欧洲的双重目的。在中东地区,美国一方面谋求通过撤军脱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沼,另一方面又不负责任地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事务,其结果是中东局势失控,地区大国竞逐地区主导权和恐怖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并存的失序状态。在亚太地区,美国以所谓“再平衡”战略为抓手,通过推行TPP,强化同盟关系,加大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深度介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这不仅导致半岛问题、中日关系、东海和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不断升温,而且使东亚地区呈现出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与小国从中渔利、推波助澜并存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首先是国际总体安全环境恶化对我现代化转型造成不利局面。2011年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动乱信号。一是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三是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和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四是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态持续恶化,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八是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九是美国霸权稳定体系动摇,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十是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的理性稳定遭致扰乱与破坏。

  美国之所以推行加剧欧洲、中东、亚太地缘政治紧张的战略,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战略焦虑。为延缓霸权衰落,美国便重拾地缘政治这一西方驾轻就熟的传统战略工具,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态势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和西方深信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于“均势”,这是西方一直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以均势为基础的“百年和平”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家设计欧亚“大棋局”的基础所在。但他们却往往忽视了拿破仑战争后“百年和平”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恰恰构成了孕育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沃土。

  2012年这种动乱的趋势仍在扩展和延续。未来五年,也是我国的“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深度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等)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等)两大任务同挤一座独木桥,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都显得急迫,而以往国际社会为我内政改革提供的总体趋缓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在逐步收紧。

  美国挑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紧张将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首先,在国际体系层面将出现地缘政治不断挑战全球治理的复杂局面。当前,由于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政治出现地缘政治范式和全球治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则不断遭到前者的挑战和蚕食。目前,全球治理在贸易、金融、环境、安全等领域举步维艰,联合国改革和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不前、气候变化谈判异常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地缘政治回归导致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合作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推高我和平发展的风险。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路径是沿着整肃伊斯兰———挤压俄罗斯———重点对付崛起中国这个轨迹展开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从而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倾向,使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充满变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军事和战争行动与它的战略重点目标之间存有某种内在联系。冷战后每一个十年,美国与其要整治的对手之间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冲突。再往前延伸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也没有少打仗。

  其次,全球治理受到碎片化的区域治理挤压,导致全球治理的地缘政治化。目前,美国已经置自身创建的许多国际制度于不顾。例如,如果美国在欧洲推行的TTIP和在亚太推行的TTP获得成功,WTO这一美国创立的国际贸易多边机制将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新兴国家如金砖国家在继续谋求改革现行国际制度的同时,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碎片化。

  历史警示我们,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间出现间接甚或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那么,我国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就将难以为继,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防止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蜕变滑落,是当前和未来五年我国安全最大挑战和最重要课题。